“今年6月全市生活垃圾清运总量96.86万余吨,相比去年同期实现‘三增一减’目标”。近日,上海在实施垃圾分类一周年之际,交出了一份“成绩单”——四类垃圾中,可回收物回收量、有害垃圾分出量、湿垃圾分出量同比均有所增长,而干垃圾处置量下降19.8%。
这可能是未来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“吃不饱”的一个缩影。
根据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“磐之石”)发布的《错误的激励——再论终止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补贴政策的必要性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,如果上海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未来5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现,终端焚烧处理垃圾总量将较原有趋势出现下降,从而削减建设新垃圾焚烧厂的需求。
磐之石创始人赵昂向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表示:“垃圾焚烧项目在‘十三五’期间大规模的上马,未来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,投资方有可能收不回成本。如果建设过多的焚烧厂,却没有足够的垃圾来烧,可能造成焚烧厂运行小时数降低,形成类似于煤电行业的‘搁置资产’。”
可焚烧的垃圾量减少
上海2019年下半年的垃圾分类实践显示,干垃圾处置量在2019年底比2018年底减少了17.5%。
6月10日,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》发布会上提到,“十二五”和“十三五”期间(2011-2020年),我国垃圾焚烧厂的数量增加了303%,焚烧处理量增加了577%。
2010年我国在运行焚烧厂104座,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约2300万吨/年;到了2019年为401座,处理量1.2亿吨/年。10年间,城市生活垃圾中焚烧处理占比由18.8%上升至51.2%。
截至2020年6月1日,我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总计455座,过去5年间垃圾焚烧厂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.6%。
据环卫科技网统计,仅2019年全国共开标114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,总投资逾600亿元。这百余个项目将会在2020-2021年间建成投产,预计新增垃圾处理规模4600余万吨/年,年度垃圾处理补贴费用预计30亿元。
同时,为争夺项目、抢占市场,多家企业也以几近疯狂的中标价,不断刷新行业的“底线”。2015年8月,绿色动力以26.8元/吨的垃圾处理费单价,中标蚌埠垃圾焚烧发电项目;当年12月,三峰环境中标的绍兴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仅为18元/吨,再次令同行咋舌。据悉,1吨垃圾的处理费用一般应在65元-80元。
多位行业人士表示,如此低的中标价格不是良性的,后期项目的运营质量和环保达标也令人担忧,此类恶性竞争值得警惕。
在此背景下,磐之石曾多次呼吁终止垃圾焚烧发电补贴,其发布的《报告》从多个方面论述了终止相关补贴的理由,并表示焚烧处理规模在“十四五”(2021-2025)末可能见顶,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。
《报告》指出,过去10年每座垃圾焚烧厂的年平均运行天数在280天上下浮动,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能力还有较大的挖掘空间。假设所有垃圾焚烧厂年平均工作天数可以达到330天,那么焚烧处理能力将会有可观的提升,可以间接避免未来进行更多的垃圾焚烧厂建设。
同时,上海2019年下半年的垃圾分类实践显示,干垃圾处置量在2019年底比2018年底减少了17.5%。可以焚烧的垃圾量在减少,进入焚烧厂的垃圾组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,焚烧效率有所提高。
《报告》认为,如果上海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未来5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现,终端焚烧处理垃圾总量将较原有趋势出现下降,从而削减建设新垃圾焚烧厂的需求。
赵昂向记者表示:“过去5年是垃圾可持续管理拖后腿的5年,垃圾焚烧裹挟着整个行业走得太快,国内已经有一半的垃圾通过焚烧进行处理。我国焚烧处理占比,在国际上已经处于第二梯队,仅次于日本(72%)。”
“如此快速地发展垃圾焚烧发电,在很大程度上也挤压了垃圾前端减量、分类、回收和循环使用为主导的可持续垃圾管理体系建立的空间。”上述《报告》指出。
零废弃联盟发起人之一毛达博士也表示:“垃圾管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,即减少填埋量和焚烧量。之后,需要建立起优先次序原则,最优先的是源头减量,其次是资源回收利用,然后才是能量的回收利用(垃圾焚烧发电),最后是连能量回收也不做的处置方式。同时,垃圾管理过程中还需要注意‘综合性’,如技术的综合性、社会参与的多元性等。”
产能过剩?
在行业高歌猛进的同时,有些项目已经出现“吃不饱”的现象。
在近年垃圾焚烧高速扩张的盛宴中,资本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力量。
目前,国内旗下在运行垃圾焚烧厂超过10座的企业,大多已通过在A/H股上市,来为其扩张提供更多的“血液”。
如光大国际(0257.HK)、绿色动力(1330.HK,601330SH)、三峰环境(601827.SH)、伟明环保(603568.SH)、启迪环境(000826.SZ)、旺能环境(002034.SZ)、瀚蓝环境(600323.SH)、中国天楹(000035.SZ)等十余家上市公司,都曾从资本市场募资数亿元到数十亿元,用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。
2019年底,光大国际在运营项目83个,在建31个,筹建30个;绿色动力在运营项目21个,在建8个,筹建14个。启迪环境虽未直接披露相关数字,但其表示存在逾140亿元的在建工程,主要是固废在建项目。中国天楹和瀚蓝环境的在建工程余额,也都超过40亿元。
不过,在行业高歌猛进的同时,有些项目已经出现“吃不饱”的现象。
旺能环境近期公告显示,公司2017年募资14.76亿元建设项目中的攀枝花、台州二期和河池3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,截至2019年末产能利用率分别为55%、80%和93%。攀枝花项目的实际效益仅为承诺的1/3。该公司解释称,“主要系垃圾量暂时不及预期、产能利用率不足所致”。
对于未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,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表示:“产能是否会在未来出现过剩,目前还不好判断。之前有些声音说,国内可能需要1200座、甚至1500座垃圾焚烧厂,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趋势去判断。”
郭云高继续说:“因为源头管控和垃圾分类的工作已经开始,垃圾增量很大的趋势是不是还会延续,值得观察。同时,焚烧作为主要的末端处置手段之一,也肯定会长期存在。所以我估计达到1000座的可能性是有的。”
“不过未来5年(‘十四五’)焚烧厂是否会达到1000座,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,还有较大变数。如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的预期、环保监管趋严等,都会对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,”郭云高说,“将垃圾焚烧厂年均运行天数由280天提升至330天来应对垃圾增长,能缓解未来增量垃圾的部分压力,但做不到结构性的缓解。因为焚烧厂处理垃圾的范围是区域性的,如一个焚烧厂能运行330天,供应的垃圾量只够烧300天,剩余30天的垃圾不太可能从其他地方运过来,这违背了现有固废管理的原则。”
环保行业专家张晓文也表示:“垃圾分类实施后,去焚烧厂的垃圾会出现较大的减量。但每座焚烧厂都有一定的服务半径,比如上海未来的富余焚烧产能,不太可能去烧外地运来的垃圾,部分没有焚烧厂的地方还是需要建设。而且许多地方的焚烧厂并不是一次上马的,会根据人口和经济情况,分期逐步建设。”
对此,磐之石表示:“焚烧厂的服务半径其实就是单位运输成本的合理性问题。如果把分类做好,干垃圾占比高,运输单位成本会进一步下降,服务半径不会成为主要制约因素。”
张晓文还指出:“像北京、上海的垃圾焚烧处置比例已经很高了,随着垃圾分类的落地,未来产能降低一些是有可能的。当然,也要结合各个城市的人口、人均垃圾产生量增长等具体情况来分析,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紧补贴、严环保
“有些焚烧厂从投运到现在5年了,垃圾处理费以亿计了,还一直被拖着。”
牵动众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神经的另一个因素,是电价补贴。
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,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生物质能源纳入了补贴范围,在燃煤标杆电价基础上给予额外资助。
发电收入历来是企业收入的“大头”。从2012年起,入厂每吨垃圾折算280千瓦时,统一标杆电价为0.65元/千瓦时,其中国补部分约0.15元/千瓦时,占发电收入的20%左右。
2019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王毅建议,“调整补贴方式和分摊资金来源、研究差异化补贴方式平衡不同区域项目盈利水平”。财政部在回复中表示,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效率低、生态效益欠佳,将逐步减少新增项目纳入补贴范围的比例,引导通过垃圾处理费等市场化方式对产业予以支持。
根据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通知,自2020年7月1日起,垃圾焚烧厂如存在排放超标、伪造监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,将核减或暂停其电价补贴资金。在该通知之前,仅2020年一季度,就有数家垃圾焚烧厂因环境问题被通报或处罚,涉及旺能环境、科融环境(300152.SZ)等上市公司。
芜湖生态中心长期关注垃圾焚烧领域的环境问题,该中心的项目经理张静宁向记者表示:“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保落实情况参差不齐,即使如光大国际这样的头部企业,在东部大城市和在安徽等中西部地区,环保方面的效果也存在差异。”
对于可能的补贴退坡问题,张晓文表示:“之前许多投资的项目都是按有补贴的情况去做的,突然断崖式地停掉补贴涉及面会很广,也有悖于契约精神,这样做的可能性极低”。
“把取消、核减国补作为环境违法处罚的内容之一,同直接取消补贴有所不同。因为环保行业享受着许多优惠政策,企业因环境违法无法继续获得优惠政策,是惯常做法。当然,这也给企业传递了一个有威慑力的信号,就是国补并不是不能‘动刀子的’。”张晓文分析道:“补贴未来有可能是多样性的,有些区域需要补贴,有些区域可能不用补贴,不过短期内政策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。未来使用者付费的传导机制如果能建立起来,补贴有可能全面退出,但在此之前政府仍需兜底。”
对此,郭云高表示:“整体上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范运行和达标排放效果还不错。当然,同公众和环保组织期望的状态还有差距。企业需要更重视规范运行和达标排放,因为未来环境违法的影响将会是致命的。”
补贴收紧已成趋势,而补贴拖欠也令企业闹心。
对于多家有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,补贴拖欠贡献了部分趴在账上的应收账款。2019年末,启迪环境应收账款达68亿元,与其当期营收之比为0.67;中国天楹、旺能环境和上海环境(601200.SH)应收账款分别为57亿元、4亿元和11亿元,与营收比都超过0.3。
启迪环境董秘张维娅曾向记者解释高额应收账款的原因:“拿国补会有个时间周期,一般一个季度或半年结一次,我们有一部分还没到位。对垃圾焚烧厂运营来说,应收的账期比较长确实会有影响。”
张维娅补充道:“我们2015年才开始做焚烧发电厂运营,原来是以工程、水务、设备集成供应业务为主,所以补贴拖欠形成的应收账款,分摊下来不算太大。”
绿色动力董秘朱曙光也曾向记者表示:“公司趋紧的现金流和同比增长近一倍的应收账款,部分是因为垃圾焚烧发电补贴的拖欠。”他同时还提到,“部分地方连垃圾处理费也开始拖欠了。”
对此,郭云高说:“国补拖欠在行业内是普遍问题,拖欠周期也确实比较长,有些新投运的焚烧厂要2-3年才能拿到补贴。此外,部分地方财政也很紧张,垃圾处理费的拖欠也较普遍。据了解,有些焚烧厂从投运到现在5年了,垃圾处理费以亿计了,还一直被拖着。”
张晓文也表示:“垃圾焚烧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垃圾处理费、上网电价和补贴。现在基层政府没钱,处理费自然能拖就拖,早晚会结算,但会有一个周期。这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。”
增长的压力
“如果没有成长性,故事会讲不下去,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就会很低。”
狂飙突进之下,除了补贴和环保的双重压力,在资本层面,行业内上市公司还积累了诸多风险。
2019年末,光大国际负债规模为668亿元,中国天楹为355亿元,启迪环境为276亿元;瀚蓝环境、上海环境和绿色动力也都负债超百亿元。
高额债务带来了大笔财务费用,“吃掉”了企业利润。2019年,启迪环境、中国天楹和绿色动力的财务费用分别为7亿元、5.6亿元和3.3亿元,与其当期扣非净利润之比分别为4.7、0.9和0.8。
张晓文表示:“近年业内企业扩张都形成很高的负债,带来了一些高杠杆的资产。这些负债风险取决于借钱投的焚烧项目未来的经营情况。目前融资利率在走低,融资成本也在下降,整体上对经营性的、高杠杆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不是坏事。这些项目在短期的经营情况,会基本符合预期,企业的融资风险不算太大。”
张晓文说:“焚烧项目成本回收期一般在7-8年,企业如果能平滑地度过主要的融资高峰期,手上形成的资产还是不错的。但如果项目都是短期融资,或者遇到整个债务市场出现大的波动,再叠加企业原本就在恶化的经营现金流,就会给紧绷的资金链带来新压力。”
从经营现金流来看,光大国际和绿色动力近3年持续为负,启迪环境在2017-2018年也为负值,2019年才由负转正。
或有负债部分,在2019年,绿色动力、中国天楹、伟明环保和高能环境(603588.SH)的对外担保分别为57亿元、190亿元、72亿元和49亿元,与净资产之比都超过了150%;三峰环境(49亿元)和旺能环境(39亿元)对外担保与净资产之比,也在100%上下。
此外,值得注意的是,多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在近年纷纷试水和拓展环卫、厨余处置和垃圾分类领域,谋求业务重心的转移。
张晓文分析认为,目前业内企业的核心压力,一部分来自于账面杠杆和经营现金流恶化;另一部分来自于业绩的增长。
“如果没有成长性,故事会讲不下去,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就会很低。”张晓文表示:“尤其对于民营企业,没有估值在资本市场上存在感会很低,市值会不断缩水或稳定在很低水平,各方面的资本运作也会失效。所以部分业内企业需要转型,不能只瞄着垃圾焚烧发电业务。”
“垃圾焚烧发电目前没有暴利,是个有稳定收益的行业。”在郭云高看来,“整个行业现在处于行稳致远的阶段,没有了以前那种资本推动的泡沫式繁荣。”